核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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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婆罗门”是大众对县城内掌握特殊资源和利益群体的标签化理解，一些县城精英的关系圈里，有医院院长、学校校长、政府领导等熟人关系，他们之间的人情来往和利益交换已经日常化了。在经济存量有限的县城里，精英的优势就再明显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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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婆罗门”的出现，反映了长期以来县城的资源体量和配置规则，无法适应当前县城的功能定位。从客观上来讲，这种现象并不是导致县城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原因，而是一个结果的体现，县城还需要长时间的过渡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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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大城市白领虽然羡慕，但也并不会轻易选择回到县城，因为他们回到县城反而没有了优势，并且他们长期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规则，与小县城熟人关系、人情交往的规范存在一定的张力。所以，有一些返乡的大城市白领明显表现出不适应。
“县城婆罗门”是网络上的一个热门词，形容的是县城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依靠家族力量进入机关或者国有垄断行业，积累了丰富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又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
和“县城婆罗门”相关的词还有“公务员经济”和“小镇贵妇”，形容的都是县域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状态。
为什么这些词会流行？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对县域社会的发展是好是坏？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雒珊长期关注县域经济和县城发展。
以下是雒珊的讲述。
“县城婆罗门”
“县城婆罗门”这个话题是大众对县城内掌握特殊资源和利益的群体的标签化理解，代表了近些年一些互联网现象引发的社会情绪。
在大众的视角里，这一群体主要是指县城内实际上垄断资源并且便于进行二代继承的群体，一是包括体制内的医师公群体，二是包括银行、烟草、高速，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三是包括县城其他私营行业头部商人群体。
我们在中西部县城调研时发现，县城里的确存在一部分精英更容易占有县城不同领域的优势资源，不仅是自己所处的行业，其他领域的优势资源也能通过各种关系的交换获得。
比如在县城做生意的头部商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各种优势在长期的县城生活中不断叠加和强化，就形成了对县域优势资源的垄断。
这类商人在县城经营多年，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社会关系网，连政府部门也难免有着亲戚关系、熟人关系。这种头部商人通常还有政治参与的身份，他们的市场利益就比较依赖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和社会关系的运作，这种行业内的资源和优势也方便继承给子代。
不过，通过我们的调研和观察发现，实际上，无论是县城体制内还是商人精英，他们的子代并不是都留在了县城直接继承他们的资源，也并不一定选择与他们一样的行业，大部分还是获得了高学历进入大城市成为职业精英。
比如某县委局长的儿子实际上在上海现在的科技大厂企业，一政府部门干部的女儿进入了北京的互联网企业，其他行业精英的子女大多数都在一二线城市。
县城精英关系圈
在我看来，“县城婆罗门”是一种标签化和情绪化的表达，反映出大众对这一现象的社会情绪，但背后可能忽视了对中西部县域经济性质和社会运行特征的理解。实际上，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普遍性和严重性还有待评估。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在区域上发展不平衡。大多数中西部县城还是农业县，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以及延伸出来的商业和服务业才是县域经济类型。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经济体量有限，市场资源和机会有限，所以部分县城精英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关系的运作形成的资源垄断现象就比较凸显。
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意味着县城的经济和社会运行自有一套地方性的规则，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开透明的规则存在一定的矛盾。
这种现象与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差别还是很大，也不是个体利己行为，而是由中西部县城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结构决定的。
比如在县城里，人们很容易结成熟人关系，人情往来比较密集，往往主要依靠熟人关系和人情互动来满足获取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的需求。
一些县城精英的关系圈里，有医院院长、学校校长、政府领导等熟人关系，他们之间的人情来往和利益交换已经日常化了。在经济存量有限的县城里，精英的优势就再明显不过了。
“公务员经济”和“小镇贵妇”
和“县城婆罗门”相关的概念还有“公务员经济”和“小镇贵妇”。
“公务员经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部县城经济的特征，实际上就是指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城市场体量有限，缺少支柱产业，依靠地方政府体制内人员扩张带动县域就业和经济消费的现象。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缺乏支柱产业的中西部县城，地方政府就是最大的投资主体。在最近几年的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就扮演了依赖转移支付、借债、土地运作等方式进行县城建设，并带动县城经济“发展”的角色，而县城内升级的商业和服务业也主要依靠体制内群体消费，直接拉高了县城消费层次。
“小镇贵妇”主要是指依靠县城家庭财富和资源积累，回到县城享受有房有车有稳定工作和家庭的高质量生活的女性群体。这一群体在大城市和县城老家的选择中，退出了大城市高压的竞赛跑道，回到家乡县城享受有钱有闲有品位的生活。
在不同地区，“小镇贵妇”的指向有所区别。发达地区包括了企业家子女和体制内二代们，中西部地区的确主要来源于县城少数的上层家庭，不过经过县城商业的升级和互联网平台的影响，这种“小镇贵妇”的生活消费风气一定程度上开始影响一些进城农民家庭的女性消费。
总体上来说，这三个概念都是对县域经济和社会某一特征的反映。
过去人们的视野聚焦在大城市，近些年随着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和返乡潮的兴起，县域经济和社会的一些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从县城走出的大城市白领、回到县城的二代们、进城的农民家庭们实际上在经济机会来源、生活状况以及心态上存在明显的对比，这些在网络上流行起来的概念实际上反映了当前县域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现象。
县城资源的垄断
“县城婆罗门”很难用好坏来评价，它是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运行规则下的客观现象。
在历史上，地方社会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也是明显的，但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往往也是依赖这些精英。只是从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县城要发挥城乡要素流通的纽带作用，要实现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进城农民家庭也要在县城内生活，享受公共服务。
这些目标的推进就必然涉及对县域经济发挥的功能进行调整，关于县城的资源垄断现象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人才的返乡流动以及进城农民家庭的融入。
比如从中西部的县城来看，地方政府近些年虽然花费了较大成本，建立产业集聚区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但这些少部分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对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同时，商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市场机会也很有限，在这些领域中，县城的精英群体已经占领了大部分传统行业的位置，各种新兴品牌下沉到县城，门槛也相当高，对大部分返乡创业群体具有一定的排斥性。返乡创业群体基本上只能在低门槛同质化的新兴行业里内卷，比如奶茶店、网红小吃、甜品店或者互联网行业。
这意味着，中西部县城很难承担起经济发展、人才流动和阶层跃升的功能，但作为城乡经济的纽带、带动乡村振兴，以及为进城农民群体提供低成本的公共服务才是当前阶段县城需要优化的功能。
“县城婆罗门”的出现，反映了长期以来县城的资源体量和配置规则，无法适应当前对县城的功能定位。从客观上来讲，这种现象并不是导致县城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原因，而是一个结果的体现，县城还需要长时间的过渡和转型。当然，地方政府调整公共资源投入的方向以及优化信息公开和资源分配制度，有利于减少这类现象的发生，以及弱化这类现象的消极后果。
大城市白领和县城二代
实际上，经过中国几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同区域和城市层级之间已经在各个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包括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文化价值等方面。大城市白领和县城二代们自然呈现出不一样的生活状态，大城市白领通常凭借个人能力在发达的市场中心获得了比较优质的市场机会，收入明显高于小县城，但竞争压力大，生活节奏快，通常没有父代的支持也承担不起在大城市买房的成本。
而有父代资源作为支持的县城二代们，生活安逸稳定，压力比较小，但县城在职业发展、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公共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限制。很多大城市白领虽然羡慕，也并不会轻易选择回到县城，因为他们回到县城反而没有了优势。并且，他们长期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规则，与小县城熟人关系、人情交往的规范存在一定的张力。所以，有一些返乡的大城市白领明显表现出不适应。
这两种生活状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城市流动社会和传统乡土社会的不同逻辑，大城市代表着充分涌流的机会，但也要面临着高压和竞争。小县城代表着安逸稳定，但也意味着存在一定的封闭性。
当前，这种差异化的经济水平和生活状态，仍然会长期存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层逐渐进入低速阶段，大多数年轻人虽然会羡慕和躺平，但也都结合职业规划、家庭目标和生活价值做出了最理性的选择。
不得不说，今天年轻人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仍然在大城市，大城市和县城服务的人群和目标存在很大差别，中西部的县城还不能等同于城市。
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目标中，中西部县城必须要强化其统筹优化县域公共服务的功能，提高县乡村公共服务的水平，保证公共资源的投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避免公共资源成为少数群体的私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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